比如1840年代刊刻的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柟的《海国四说》、《合省国说》、徐继畲的《瀛寰志略》等，对英美的议会制度都有不同程度的介绍。
没有人格尊严，公民就不可能在社会中享有人的地位的起码权利。因此，关注多数发展中国家、世界人口中多数人的人权实现，是人权面临的主题。
[11]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页。你们夺去我养家活命的根本，就是活活要了我的命。20世纪下半叶，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联合国重申了此前国际社会取得的人权共识，形成了人权宪章体系（主要有《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并把人权的概念由原来的个人人权扩充为集体人权，包括民族自决权和发展权）。自由权和平等权被实践证明是颠扑不破的现代人权的根本原则，这是继承。第三代人权包括集体权、自决权、发展权、环保权、自然资源权、代际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权利等等。
（二）生存权的经济支撑作为一种个体人权，生存权集生命权和社会保障权于一体，其有赖物质基础的有力支撑是不言而喻的。一般地说，发展中国家是一个能够较大程度地提高实际收入水平，而且正在做到这一点的国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
简言之，启蒙即启发人们的权利意识，并以公意的约定对权力进行制约，防止权力的滥用，只有这种维护权利的统治才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顾长声著《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传教士评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因为即使在欧洲，宪政的形式甚至内涵也是丰富多彩的，不同国家的宪政无不打上自身历史传统的烙印。近代的三场战争—中英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是中国宪政的催化剂，也使中国失去了往日的从容，以安居乐业为价值追求的农业大国在立宪的道路上愈走愈急。
葛兆光先生举例：关于世界地理的读物如《万国舆图》、《职方外纪》。天子、朝臣每月初一应到太学听祭酒讲论时政，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叙述，戊戌变法的前两年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梁启超作《变法通议》时说到民权，尚微引其绪，未敢昌言。议政与维新的传统为宪政理念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打下了基础，而议会为中国社会的普遍接受实为中国宪政的肇始。对郡县官的缺失，学官有权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宪政最初在中国的移植有两条途径：一是明中期以来西方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对西方文化、制度的介绍。
应该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关注有别于自明中叶以来文人学者、士人官宦对西方文化的猎奇，其带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即探讨西方之所以强盛的原因，以救中国于危难之中。因为权利思想的兴起，儒家的学说走红于启蒙时代的西方，儒家经典中的民本思想和现实中中国人那种随性的安逸生活态度格外受到魁奈、伏尔泰一些启蒙思想巨擘的赞赏。[5]文中所言世代公侯之会与百姓间凡乡绅世家大族者之会即英国的议院制。可见，黄宗羲所设想的宰相虽出自唐制，但宰相的性质已不同于古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君仆，而颇类似近代国家机构的设计中总统与首相的关系。
一般教科书中，将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定为中国近代的开端，但就思想而言，大约在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产生的启蒙思想已然对传统提出了挑战，而这一挑战是在未受西学影响情况下产生的，它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具有自我更新的能力党委的组成部门，例如纪委、组织部门、宣传部门、政法委等，也会以各种方式协助政府进行危机治理。
解放军广泛参与了抗洪抢险、地震、突发传染病、社会重大灾难事故等突发事件的治理。应急预案可以从其对应的法律规范中获得法律适用效力，以解决应急预案的效力这一根本性难题。
执行机构紧急权力的行使，很容易侵害公民权利，这也需要其他国家机构的监督和权利救济。(30)闪淳昌、周玲：《从SARS到大雪灾：中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发展脉络及经验反思》，《甘肃社会科学》2008年第5期。由于非常状态的特殊性，必要在非常状态下的适用，要比在正常状态下更为苛刻。在非常状态下，就涉及紧急事件的刑事案件而言，刑法的适用趋向于从重或从轻：对于危害治理工作等的故意犯罪案件，刑法的适用是从重，对于轻微犯罪、过失犯罪、受灾者等的违法行为，刑法的适用是从宽、从轻。其方式是命令—服从，包括禁止集会等聚众活动，对新闻、通信、邮政、交通等等进行管制，实行宵禁，对危险物品和人民基本生活必需品采取特别管理措施，临时征用民用资源，对抗拒者采取强制措施等。戚建刚：《中国行政应急法律制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0-94页。
上海市各级政府和政府部门针对自然灾害、交通保障、食品供应、医疗救护、志愿服务、大客流等可能出现的紧急事件制定了相对完善的应急预案，周边省市政府也制定了相应的保障世博会的应急预案。众多规范又建构了一个宏观体制，单单考察某个法律规范和法律行为，无法展示非常法律整体的实践面貌。
在各类非常法律的规范下，我国成功地应对了汶川大地震、甲型H1N1流感、甘肃舟曲特大泥石流灾害等重特大突发事件的严峻挑战，保障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顺利举办。紧急权力的行使也只是临时性的。
摘要: 中国非常法律的形成，是为了应对紧急事件。英美法系的戒严法和大陆法系国家的非常法律，都将必要视为非常法律的唯一法源。
个人的其他权利，例如自由权、财产权、生产经营权、休息权等几乎都受到了限制。政府及政府部门是发布预警、决定各种响应级别的决断机构，可以根据各种非常法律采取积极救助、强制隔离、强制迁移、紧急征用、限制各种自由、干预市场物价等特殊措施。(45)(47)C.L. Rossiter, Constitutional Dictatorship: Crisis Government in the Modern Democracies, pp. 15-28,5.(46)Oren Gross and Fionnuala Ní Aoltiin, Law in Times of Crisis: Emergency Power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pp. 35-66.(48)理查德•波斯纳：《并非自杀契约：国家紧急状态时期的宪法》，苏力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7页。如果严重的国家危机产生了紧急状态，这一体制就无力胜任了。
在这些重大决策的指引下，综合统一的制度模式在各类突发事件的治理领域都得到推行，新制定的应急类法律法规、应急预案都规定了这类治理模式。200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就在立法规划中提出要制定紧急状态法，2005年由于社会的迫切需求而改为突发事件应对法。
这些法律的很多条文可以在非常状态下继续适用。社会动员不同于国防动员和戒严动员，它更多地依赖于突发事件信息的公开透明、公民应急意识和应急能力的提高、公民参与机制的畅通。
参见Oren Gross and Fionnuala Ní Aoláin, Law in Times of Crisis: Emergency Powers in Theoryand Practice，pp.41-44.(21)汪永清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解读》，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第193-194页。必要：(necessitas)诞生于中世纪，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和神学大师托马斯•阿奎那都将其视为某些特殊案件摆脱法律规范约束的正当性理由。
进入专题： 非常状态 综合治理 执行主导 预防性法律 。但是，应急预案的规范内容涉及政府权力的变化、政府机构的重组、公民自由和财产权等权利的限制，直接触及基本法律应当规定的内容，其效力也成为很有争议的问题。(1)规范的实践各类非常法律尤其是应急预案体系在中国的快速形成和惊人发展，初步解决了我国突发事件治理无法可依的状态。非常法律也要遵从《宪法》的规定。
鉴于此，本部分将沿着中国非常法律的三个层面——规范、行为和体制——开展相应的实践研究。(34)然而在应急状态下，政府通过议事协调机构联合其他国家机构的力量，通过社会动员机制吸纳公民个体和社会组织，从而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缔造了一个新的全能政府，拥有了超出常态的、管制公民权利的紧急权力，又成了新的管制政府和权力政府。
而汶川大地震之后，截至2008年8月31日，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对各中级法院上报的250件案件，答复立案的55件，仅占22%，绝大多数案件以待研究和待有关部门作出规定后再处理为由暂不受理。例如，在1866年著名的米利根案(Ex Parte Milligan)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戴维斯(Davis)就直接否认了印第安纳州实施戒严的必要性。
战争、内乱等自古以来就是公认的紧急事件，因此最先被纳入法律调控。军事法事实上已形成了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军事领域也是法律调整的基本领域之一。
